近日看新闻，发现在有关温州的一则消息下面有这样一句留言：很久没听到温州让人惊喜的消息了。
这句留言下有数百条跟帖，引发很多人的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直到本世纪初，温州可是比现在的一线城市还要受人关注，“温州模式”、“温商”、“温州炒房团”、“浙江村”……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代名词，虽然有的曾被赞叹有的备受争议，但都不妨碍它们是改革开放之初民间企业发展史上最明亮的标签。但现在，如上边这个读者一样，人们很纳闷温州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发展变得迟缓？当年叱咤风云的温商现在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采访探寻。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到温州是2004年，因为“西班牙烧鞋事件”去做相关采访。当年，西班牙埃尔切市发生了一起针对当地华商的示威抗议活动：近百名当地人焚烧了一家华商仓库和停放在仓库外的一集装箱鞋子，造成近千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同时，该市中国鞋城的50多位温州鞋商和鞋城仓库内价值十几亿元的温州鞋，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这一事件只是温商在国外处境的冰山一角。当时的“温州制造”毁誉交加，一面因价格低廉深受市场欢迎，一面则因冲击到国外市场的生态，遭受当地同行的嫉恨。可以说，彼时的温商极像现在高光中的明星，一举一动都备受争议和煎熬，但也尽享富贵和荣耀。
在国内，2004年的温州城正值盛时。1978—2004年温州GDP增速14.1%，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位居全省首位。产业园里，公司一个连着一个，厂房崭新明亮，马路宽阔，车间里满是年轻而又忙碌的面孔，温州虹吸一样吸引着外地人，据《温州市志·人口篇》记录，本世纪初外地人口占到温州总人口的31.16%，也就是说三个温州人里就有一个外地人。
当时温商就是温州的名片，可以说，温州这座城市近年来飙升的名气，靠的就是温商的托举，两者水乳交融，相互成就。但是近年来，两者都面临着外界的疑问和叹息，不停有人追问：
温州曾那么辉煌，为何没能发展成一线大城市？
温商怎么突然就沉寂了？“温州模式”过时了吗？
为温州开脱的一派说，没有人能永远保持百米冲刺的速度，这对温州太苛刻了。
但温州在全国的城市发展中不再是C位也是不争的事实，就连在浙江省，外界的目光也早已被邻边发展的更快的杭州和宁波所吸引。而当年举世瞩目的“西班牙烧鞋”事件，等2011年温商代表官司打赢的时候，已经几乎没有人关注了。
其实，温州的成绩并没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糕，现在有175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创业，268个城市建有温州商会；近70万温州人在世界131个国家发展；温州财政总收入从1978年的1.3亿元跃升到2020年的962.5亿元；温州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3亿元跃升到2020年的6870.9亿元，总量排全国所有城市第30位。
按理，这样的名次，温州不应该承受这样的压力，但是，人们对尖子生的要求标准和对普通生的要求标准是不一样的，后者考到30名可能会受到表扬，而前者考第30名，则让人震惊，需要站墙根反思。
现在，没了光环加持，也没了被妖魔化的压力，温州和温商更多是静下心来，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温州政府曾多次组织专家和企业家探讨“温州如何再造新优势、再创新辉煌？”
浪淘沙后，坚持下来的老一辈企业家则学习如何适应新形式，让企业继续做大做强；而青年一代，尤其是“富二代”则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是遵从父母的心愿，从他们手中接过企业经营的重担，还是按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生活，独立发展。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民营企业数量在全市企业中占比高达99.5%，温州的困境与突破，温商的烦恼，是一个城市发展、一个商业群体成长过程中可能都会经历的阵痛，梳理清楚这些问题的成因、变化和解决办法，对后来者或是一份很好的参考。
一、 温商：曾经跑在风口前面的人
在温州博物馆历史馆内，有这样一个主题：温州人，一个生存与发展的故事。这句话精辟概括了温州在改革开放史上的画像：一个为了生存而崛起的城市，一个创造过奇迹的城市。
在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史上，温州是改革创新的代名词，温州人的精神及“温州模式”曾引领经济改革潮流。因此这些年，一直有媒体不停的探索和追问“温州模式”的密码到底是什么？
温州人轻描淡写的说，哪有什么密码，完全是因为穷，激发出的生存斗志。
但还是有人不甘心，会问，全国那么多城市，当初那么多受苦受穷的人，为什么崛起的是温州？先富起来的偏偏是温州人？
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把温州人的致富密码总结为三条罗辑：吃苦耐劳、敏锐的市场嗅觉、敢为人先的勇气。
关于温州“创一代”身上敢为人先的精神，是一种品质，其实同时也是一种无奈。1978年，温州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只有113元，低于全国134元的人均标准。温州人均耕地仅为0.41亩，不足国家当年人均1.55亩的1/3。在温州人看来，自己没有退路，随便去哪里都是出路，只要出去就没有更辛苦的了，正因为如此，一旦有机会可以出去，他们就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抓住，绝不松手。
对于做生意的温州人来说，没有所谓的奔波之苦，只有逃离苦难的庆幸，没有所谓不辞辛劳的工作，只有劳动真正带来生活改善的喜悦。
但外界仍然认为温州人的吃苦劲儿非同常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 ”，就是对温州人创业时候吃苦耐劳精神的最凝练概括，至今广为流传。
记者采访中也发现，吃苦耐劳、不图慕虚荣、工作上能上能下，这股精气神是存在于温商的血液里的，如果说“创一代”吃苦耐劳还有不可选择的因素，那到了现在，这种精神在新一代企业家乃至90后“富二代”身上还丝毫没打折扣，就可以说是一种基因传承了。浙江柯勒节能门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勒门窗）董事长章文浩十几岁就跟着兄弟姐妹在外地创业，等1998年他回家自己创业的时候，整个温州乃至家里经济条件都已经比较好了，但在摸索创业领域的时候，每次开了公司，当了老板，但当看到新的机会，他都能放下身份，在新的赛道从业务员开始做起，在老板和最底层员工的身份之间自如切换，丝毫没有心理障碍。他说：“进入一个行业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去学习，去当业务员，从销售开始做起。”
而且，让人佩服的一点是，即便是奔着偷师学艺的目标，他也从不会因为工作是临时的就随便应付，而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份工作，他回忆说：“我打工的时候，从来都是把公司的事情完全当成自己家的事情来做，这样没有做不好的。”因此他进建材公司第二个月就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半年后，一起打工的人只留下了他一个人，因业绩突出和公司偶然的人事变动，他不但成了总经理，还成了老板的合作人。而认真踏实的工作，无意中又成了自己人品推销的一个机会，后来当他去创业时候，前老板又成为了他的天使投资人。
在温商致富的三个密码里，最被人称道的一个特质就是敏锐的市场嗅觉了。《韩国经济》杂志曾说：“他们具有敏锐的经商嗅觉，在商机把握上总是能先行一步，只要跟随温州商人选择投资方向，赚钱的大门就向你敞开。”
那么，温商对市场的这种敏锐性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可以后天学习培养的？在采访中，记者一直对中青老三代企业家追问同一个问题，试图找出答案。
柯勒门窗集团董事长章文浩更多的认为是一种天分。他说，“温州创业氛围比较浓一点，相对来讲我们对商业嗅觉这块也就比较的敏感。”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老乡之间的聊天都可能触发他们的商机灵感。
创业初期，章文浩就是凭着这种嗅觉不停寻找机会的，先后在油漆、汽车维修、建材等不同领域探索过。而转行到门窗行业则完全是因为跟别人的一次偶然聊天，那时他在汽车维修行业已经开了公司，每天有大笔现金收入，在常人看来生意已经做的很好了，但是潜意识里，他总觉得不满意，一次在跟人闲聊时候，对方说，“做行业就跟钓鱼一样，小鱼天天钓不一定吃得饱，钓一条大鱼可能你就可以吃一整年，”这句话点拨了他，他立马放弃了汽车维修公司，选择了自己认为前景较好的门窗行业，放弃老板身份从头做起，现在公司年产值已近3.5亿元。
而在温州某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张先生看来，这种敏锐性则是后天的学习更多一些，他自己就时时关注政策变化，注意跟同行交流，经常外出学习，参加各种培训，读了多家商学院……这些都是信息来源，可以帮助自己做出综合判断，及时调整企业发展方向。
90后的赵嘉仑是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校服事业部的负责人，他同样认为后天的学习更重要一些，他这样看待温州人的市场敏感性：“你的目标在哪里，你每天的心思就会在哪里，头脑就会像雷达一样不停的扫射，自然就会发现机会。”
当然，无论是天赋还是靠后天学习，其实都离不开一样，那就是一颗不满足现状、想折腾的心，正因为有更远大的志向，才会留意更多的机会，不断的自我突破，这也就是所谓的敏感性。
当然，吃苦耐劳、不怕冒险、有敏感性是温商的个人特质，他们自身先具备了成功的这些基本条件，但温商“创一代”的成功，更是时代给予的宽松环境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也就是大势，跟全国比，温商看起来是飞的最早最高的一个群体，其实就是顺势而为的结果。
也就是说温商“四千精神”（指“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的形成实际上是对于国家发展势能的暗合道妙。
而某种程度上，这种“势”的能量甚至比自身的能力更重要。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多路记者重访温州，探访温州改革40年间各个阶段的起落故事，无数事实清晰显示，温州经济裂变式爆发与体制变迁呈现出高度密切的关联性——当体制吸纳、维护民间改革力量时，温州经济便突飞猛进；当体制与民间力量“分道”，并试图代替市场配置资源时，温州便会出现大问题。
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对温商的态度是宽松还是收紧，影响都更为明显。比如1978-1984年，温州农民自导自建的专业市场与家庭工厂遍地开花。但1979-1985年，投机倒把的罪名仍然存在，社会上也继续着姓资姓社的争论；1981年，国务院两次发文“打击投机倒把”，温州很多从事家庭手工业的人被逮捕入狱；1982年更是发生了震惊整个温州的“八大王事件”。
但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意识到，“八大王”案不翻，搞活温州经济就无望。于是1984年1月，“八大王”全部平反，无罪释放，收缴的财富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在政府和民众都没经验的情况下，双方不停的在商业领域进行这种试探，拓展自己可以自由发挥的边界。慢慢成就了“温州模式”。那时候，温州创造了很多个全国第一，我们略举一二：
1980年 ，颁发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1980年 ，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率先实行利率改革；
1984年， 集资兴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温州龙港镇；
1987年 颁布第一个民营企业的地方性规章《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
1992年， 建设全国第一条股份制铁路金温铁路；
2003年 温州烟具协会赢得中国加入WTO以后的第一个技术贸易壁垒案。
更重要的是，普通人的创业，相互影响，在温州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创业气场，人们普遍富裕起来。现在一些励志文章喜欢说，与什么样的人同行，将决定你的高度。当初的温州人不懂这些，但是他们切实从“人人都想当老板”的全城经商氛围中受益，赚到了钱，生活得到了提升，温州人的富裕名声在外。
至今，在百度贴吧仍有一些温州人对那段时光念念不忘：“2000年的温州太繁华了 ，商业气息浓郁，娱乐生活丰富，感觉那时的杭州对比温州就像个农村。”
普通的温州人在外地都会享受到不一样的待遇。文章一开始的那些跟帖里就有人回忆说，本世纪初自己刚到大学报到，当来自各地的同学得知自己是温州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温州人很精明很会做生意喔，个个都是大老板！”虽然自己只是来自普通家庭，但是作为温州人听了这话还是特别自豪。
二、 “江湖”变了
可惜，这种让温州人开心的自豪感仅仅维持了极短的时光。
几年之后，一切开始变化，一部分温商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国际金融危机、政府在房地产市场接连出手进行宏观调控，导致温州制造在国际市场遭受冲击，生意难做了，国内小企业纷纷破产，普通人开始变穷，甚至当时一些非常成功的生意人也因生意失败待业在家，至今士气一蹶不振。
而本世纪初，温州资本在全国横冲直撞，炒房、炒煤、炒棉花……由于过分追求暴利，温州资本成了资本蝗虫，引发全国仇视，连温州的普通百姓都要背负“炒房团、暴发户”的骂名。
温州资本曾经在全国横扫过房地产、能源、棉花等多个领域，其中最被公众熟知的就是 “炒房团”了。从上世纪80年代起，温州很多家庭由于从事加工制造业，温州人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大小老板个个都手握百万，四处为钱找出路。当时，中国房地产业和城镇化的趋势渐起，嗅觉灵敏的温州人迅速捕捉商机，从1998年开始涌入温州楼市。短短3年，就把温州房价从2000元/平方米炒到7000元/平方米。1999年，温州民间资本开始涉足上海、杭州等地房地产，从此，拉开了进军外地房地产市场的序幕。
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当地房价便一路高升，招致当地百姓怨恨，短短几年，人们对温州炒房团的态度开始出现天壤之别的变化，从一开始成为当地政府的座上宾到被媒体声讨不绝于耳。甚至还背上了很多“黑锅”。哪个城市房价涨了，就有媒体说温州炒房团把这个城市的房价炒高了，但实际未必是事实。
温商开始承受一些无端的指责和敌意，而温州资本 “无往而不利”的势头则在2009年被彻底打破。2009年，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全世界的热钱折戟迪拜，其中，仅温州人资本蒸发就在20亿元左右。接着，山西、海南，投资失利的消息接踵而来。
温州资本在公众中更是声名狼藉，很多当地人将房价的飙升归罪于温州购房团。认为他们是一手炒高房价，导致别人买不起房子的罪魁祸首。
面对舆情，政府的忧虑迅速升级，重拳打击“短炒房”的政策迅速出炉：央行率先出手，调整住房贷款利率；接着，上海、深圳等地银行叫停“一年内转按揭”，要求短炒卖家必须先付清银行贷款，遏制投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并大面积蔓延。2009年，全国有7.5%的中小企业停产、半停产或者倒闭，全国超过30万家企业停产、半停产。温州当然也无法幸免于难。 当民营经济已深陷泥潭之时，央行于2010——2011年加息，这更是让众多脆弱的企业资金链断裂。2011年起，跑路潮与企业倒闭潮呼啸而来。温州经济遭断崖式跌落，内外夹击，过去令人骄傲的“温州模式”引来无数质疑。
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大变，人也在变，就连在企业，员工的工作状态，以及员工和老板的关系，这些年也快速发生着变化。
王先生是一个80后，地地道道的温州人，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公司，他回忆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候，老板总是手把手教授年轻一辈业务本事，年轻人也能快速掌握技能。当时公司也没有什么加班制度来约束，但每当事情当天做不完时，自己会觉得愧疚，以至于加班熬夜也是家常便饭。员工老板彼此也都很仗义，他至今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位同事因私人原因，不得不提出辞职，那时正是发了工资的第二天，那位同事主动把刚发到手的工资一分不少的还给了老板，还对老板表达了歉意。而他自己，因为中途换了工作，没想到年终时候，还接到前老板电话，让他回去把奖金领一下。
而2014年，等他自己创业当老板时候，发现一位员工潜质很好，有意栽培他，就对他要求比较严格，结果在一次教授过程中，因为言语上严厉了些，员工突然就辞职不干了，临走还扔给他这样一句话，“按你这些要求，你找别人吧！”。
他说，现在，我再也不敢严格要求他们了，每每出错，我反而要好声勉励他们，甚至不敢直说他们错在哪里了。工作日下午5点钟一到，甚至一分钟都没超过，办公室里人已经走光了，而自己作为老板却要留下来继续收拾他们留下的烂摊子。
这是一个普通温州老板的感受。而从员工的角度，则是另一番感受，在温州政府的民生版块，不乏打工者的吐槽投诉，说老板黑心、不给上五险一金、工资低还不包食宿……
而这相互怨怼背后，则是大环境下温商面临的一个个现实困境：房价高企、土地成本提升、原料涨价、用人成本年年提升，过于强调自我价值的社会意识形态下，人们在企业里因过于计较个人得失又遭其反噬，以及社会对“996”的纠枉过正。
三 、“江湖”变了，温商也在求变
客观说，一个企业家能赚取财富的多少、企业规模运营的大小、能带企业走多远，与他的学识、眼光、胆识、胸怀等是相匹配的。温商“创一代”当初能成功，并不是被馅饼砸中，而是他们身上恰巧有跟时代需求相吻合的特质：敢闯敢干，率先挣脱旧体制的约束，靠着吃苦耐劳的草根精神，走到了潮流前面。而如今渐渐沉寂，也不是上天不公，而是时代变化了，而他们大多数人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无法在健全商业社会中持续获得前进的动力，因此无可避免的由市场经济的先行者逐渐落伍，乃至败落。可以说，他们身上的一些特质，曾经是优势现在成了羁绊，可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认识到自身“学历低、企业无品牌、短视趋利”等这些短板后，部分先知先觉的“创一代”和后来的新生代企业家开始做“基因”改变，他们从自身开始学习改变，推及员工和子女。
低学历是温商，尤其是“创一代”的烙印，面对学历上的先天不足，他们决定后天来补。张先生作为一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卫校毕业，在同龄人中学历不算低，但他积极的求学经历基本是现在温商求学的一个缩影。张先生曾是温州公立医院一名中医骨伤科医生，1998年辞职创业，2002年创业，从一家药店发展到如今100多家连锁店，工作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创业这些年里，无论工作多么忙，他都会挤出时间来学习，先后读过清华的商学院、北大的EMBA，今年刚刚从中欧商学院毕业，还不时参加一些社会上举办的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班，学习营销、管理、互联网等知识。目前他在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学习中华文化，希望能把平时所学，从之前的“术”提升到“道”。
像张先生这样，作为企业带头人，不但自己一直不放松学习，还推动员工学习。其公司每年都会送部分高管外出培训，还对100多个药店店长进行互联网知识的线上培训，就是希望他们能与时俱进。
柯勒门窗章的文浩目前也在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学习中华文化。2017年只是他一个人学习，在他的带动下，现在公司有200人一起学习，让员工跟董事长一起学习提升的好处，他深有感触，说，“团队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做决策方面，相对比以前就高效很多。过去我们在决策上，有时候在得失上还会有纠结。现在我们就以是非做判断，哪怕是失去什么，我们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是非。我们再也不会因为计较得失而心累了。”
在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记者看过有关温商咨询问题的汇总，几乎涵盖了一个企业从创立到壮大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包括企业家的子女教育、如何处理企业跟当地政府的关系、制造行业如何创新、怎么让员工有崇高感，富二代则更关心是坚持自己创业还是子承父业……看得出，他们是在认认真真思考，不停的突破瓶颈，提升自己。
更让人触动的是与“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的传统观念比，新一代温商不只关心自己的企业，他们还关爱行业，帮助同行。吴爱微是温州珍瑾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温州市外贸服装商会会长，在一个私人学习场合，面对疫情对外贸形势的冲击，其实她自己的企业也受到很大影响，但学习会上她一再问指导老师白立新博士：“我能为行业做些什么？”格局和境界，让旁观者动容。
而富裕起来的温商对孩子的教育则更是重视。“原来可能大家都觉得温州土豪特别多，对文化这块不重视。目前这十几年，我觉得温州整体对文化的注重，对子女教育是非常的重视。”张先生说。
浙江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卓勇良在调研中发现，上一代的温州人，因为当时的条件限制，大多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和培养。除去一线城市，温州的学区房是最贵的，富裕起来的温州人希望孩子能有更广阔的视野、更高的眼界，因此大多把孩子送出国受教育。现在温州有2万人在海外留学。
而过去认为温商由于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缺少与现代化企业管理相匹配的知识，很难有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的战略眼光与能力，其实在新一代企业家身上这一能力在慢慢提升，采访中，谈及企业的“战略十年”乃至企业未来的样子，柯勒门窗的董事长章文浩一再说，他希望能把自己的企业做成“百年老店”，能在行业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跟章文浩还在努力中比，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和安正时尚(603839,股吧)集团这样的公司，则在品牌打造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成立于2010年的安正时尚集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多品牌，集团化运作的知名时尚品牌企业。旗下有“JZ玖姿”、“IMM尹默”、“ANZHENG安正”、“FionaChen（斐娜晨）”、“MOISSAC（摩萨克）”等五大品牌，1000多家独立品牌专卖店和商场店。在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品牌建设力度，实现“集团品牌化，品牌集团化”，为中国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和建设时尚品牌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初创于1996年的乔顿服饰，从一家代工企业起步，不停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从简单地开店卖服装，到现在通过对VIP客户服务，提供整体着装解决方案，从产品思维转变为顾客思维，初步构建了直营“数据化销售运营体系”，定义了“合心、合体、合场”的着装理念，并以此建立了一整套产品结构体系。同时公司还进行战略转型，将生产原来80%为国内外品牌贴牌转变为100%为自己品牌服务。 “乔顿”品牌被浙江省品牌产品认定委员会评定为“浙江品牌产品”称号，“乔顿”西服还连续七年荣膺“国家标准优等品”光荣称号。
而关于温商保守、重视亲情关系、不喜欢引进外来资本、怕失去控制权等现象。现在这些问题仍然一定程度的存在，但是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在采访中，无论是作为企业创始人的张先生、章文浩，还是作为二代接班人的郑华、赵嘉仑，都对这个问题有非常一致的看法：为了企业好，当然是能者上，而掌舵者未必一定是自己。“如果有人比我有本事，对企业好，当然希望他们来做。” 章文浩说，“即便上市了，只要你真心想把企业做好，股东也会信任你，未必不让你干，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而面对是否愿意引进外来资本，是否担心自己董事长的地位受到冲击的问题，张先生自豪的说，“原来最初的时候我是两兄弟开始创业的，我跟我弟弟。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跟国药合并，我们现在是属于国药零售控股了。”
而安正集团作为上市公司，这样的问题已经不答自明了。
四 、二代强，则温商强
不可回避的是，中国大批优秀的“创一代”已经开始老去，有数据显示，我国50 岁以上民营企业家占比为 67%。这意味着未来五到十年，我国将有 300 万家民营企业面临接班换代的问题。无论时间的紧迫性还是群体数量，这在世界范围的企业发展史上都绝无仅有。可以说，未来掌握在年轻人手中。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因此，富二代接班问题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温商也不例外。但一说到“富二代”，大家可能首先想到就是“网红”王思聪，再就是电影里飙车、炫富、轻狂的那些年轻人，让人不由自主的生出几份不放心。其实，这些标签有些以点带面，也有一些偏颇，大多数优秀企业家的子女，跟普通家庭的子女一样具备很多很好的品质，有些方面甚至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优秀一些，这种优秀表现在独立、志向远大、执行力强、不抱怨、不服输，高度自信、节俭等等方面。
这些品质的形成，一方面是他们起点比较高，所受教育比较好，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也多，眼界比普通人更开阔一些，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一直奋斗不息的父母的言传身教。
谈及父母对自己的影响，作为二代的郑华和赵嘉仑在采访中都表示受益颇深。采访中郑华还总结说，事业能做的比较好的人，可能在做人做事上都有一些共同的品质，像自己的父亲身上就有他们那代人共同的一些好品质：勤奋、肯吃苦、诚信。
赵华父亲是安正时尚集团的创始人之一，郑华是从小看着父亲打拼事业的，从创业之初到现在公司上市，从来都没有懈怠过，他说小时候看父亲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床上班，去的比员工早，回家比员工晚。现在自己在创业的公司，也秉持着父亲的做法。父亲告诉他，在公司，对员工一定要以身作则。在做人方面，父亲则告诉他跟人相处要有诚信，在做公司业务方面则教授他要聚焦。
安正时尚集团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品牌管理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品牌企业，这些年，一直聚焦服装领域，做深做透。而面对2001年到2009年的炒房潮，创一代们经历过而没有参与，赵华说，父亲一直告诉他“做生意，不该挣的钱一分都不要挣。”
赵嘉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更多的则是对金钱的淡然态度。赵嘉仑说，父母都是经过苦日子的人，虽然现在家境富裕了但也一直比较节俭，因此他对金钱也比较淡然，生活中很少给自己买奢侈品，对豪车豪宅也没什么喜好。
甚至他的打工经历比普通家庭的孩子还更接地气。2017年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毕业后，由于学的是供应链管理，抱着学以致用改变中国供应链现状的理想，没有经过家里帮助，自己直接去杭州一家公司找了份相应的工作，一入职就是在社区做地推，他说，去面试时候看到破旧的沙发，衣着灰突突的同事，当时的确暗暗的倒吸一口气，但什么也没说就开始工作了。
一起做地推的时候虽然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同事都知道他是留学生，大家觉得一个海归，这种工作肯定坚持不了三天，就会离开，结果他硬是把工作做下来了。
他当时的工资是4000块，租房子每月花去2800，只能每天跟同事一起吃盒饭。他说还做过每天赚80块钱的工作，但从来没向家里伸手要过钱。问他为什么不向家里求助，为什么不住的好一点？家里条件又不是支撑不起。他说，他并不是很在乎吃穿这些，看房子时候压根就没想那么多，觉得不旧不破就行了。直到2019年家里的企业要拓展校服新业务，父亲希望他能回公司帮助工作，他才辞职回温州。
跟赵嘉仑一样，他身边的二代同学朋友，在外历练一番后，大多是回家族企业上班的，部分不想接班的也是因为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并且在外边事业做的比较好，比如他的哥哥就没有进入家族企业上班，而是从事了金融行业，现在在上海事业有成。但根据他的了解，多数二代接班是因为自己确实有兴趣做好家族这份工作，少部分则是模棱两可之间，因为内心有不可推却的责任感，当父母希望他们回来帮忙的时候，也毅然回家族企业上班。
而外界传的“富二代”怕吃苦怕受累不肯接班，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有些夸大。赵嘉仑在工作中就双手磨的起皮，他说，虽然是所谓的二代，也是公司项目领头人，但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敢马虎，自己都亲自做过，并且做的非常好，为的就是防止管理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自己不懂，没法快速解决。
在采访到的温二代中，他们大多有着相同的人生路径：高三毕业就出国留学，责任感比较强，在学校选读的都是能对家族产业助力的专业，毕业后进入四大或者其他知名大企业工作，从基础岗位做起，并不是为了就业，而是一方面希望把学到的知识能付诸实践，另一方面，更希望能在大企业学习到先进的管理、技能，然后出来创业或者进家族企业能学以致用。
他们绝大多数人不骄奢，对待金钱的态度跟普通人没什么大区别，不服输，肯吃苦，骨子里有温州人喜欢创业的情结，也随时愿意为家族事业放弃自己的喜好，担当责任。
郑华现在自己在外独立创业，完全按自己的眼光和判断，做的是跟家族产业关联并不大的健身品牌。他自小就是大家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成绩优异，高三毕业就被送到国外读书，毕业后在四大工作几年后，自己开始创业。
目前他创立的公司每年已经营收一千多万。而关于接班的问题，并不是他人生的核心问题，他说，家族里的一代成员都是鼓励二代出去创业的，不要留在公司里面。而且家族里的企业，目前已经是上市公司，人力制度很规范。他说，如果将来自己的能力够，企业也需要，自己也会考虑接班，但是目前首要的任务是锻炼自己的能力，因为家族有规定，如果家族的人想接班，起码要从基层干起，磨练10年以上。他的一个堂哥在企业就是从基层一级级做到高管，并没有特殊的提拔待遇。
他开玩笑说，“按家族这个规定，就算我能接班，等我接班的时候也快四十岁了，这之前我得有自己的事情做。”
在结束有关“‘富二代’觉得父母太辛苦，都不愿接班怎么办”话题采访的时候，郑华担心的说，我可能不是你要找的标本，虽然是二代，但我一点也不颓废不迷茫，一直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有目标。
我翻看了一下采访中的“富二代”郑华和赵嘉仑等的朋友圈，作为成功企业家的孩子，丝毫看不出奢华和轻浮，他们的日常关注有旅游，有美食，有学习中华文化心得体会的记录，也转发自家企业活动的一些宣传，就是一个个有趣、有活力、积极向上的年轻人该有的样子。
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正是社会所希望的样子。相信大众也不希望看到有钱人为社会培养出的是一个个不思进取、花天酒地的少东家。
而为了吸引像郑华、赵嘉仑这样优秀的年轻人回温州，温州政府方面也在吸引人才方面做着努力。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连续两年在温州举办，瓯江实验室正积极争取获批第二批省重点实验室。2020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多次向海外英才发出“英雄帖”，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推出“人才政策40条”2.0版，将原来的“海外精英引进计划”升级为“全球精英引进计划”，大大拓宽了人才政策的覆盖范围，特别是对来温创业就业的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给出了多种优惠和支持。
结束语
总之，改革初期，那是一个特殊的阶段，无论政府还是个体，对规则都没有清晰的界限和概念，由于敢拼就会赢，造就了温商“创一代”，更确切的说，他们是生意人，还不算是真正的企业家。但正是站在他们的肩头上，新一代温商学会在政策和法律框架内认真做事情，坚持把公司做大做强，从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到承担社会责任感，追求利益他人的崇高感。
现在，新一代温商跟“创一代”面临的经济环境已完全不同，而他们自身在学历、见识、思维等方面也弥补了父辈一代的短板，在商业规则越来越清晰、规范的环境里，他们按规则做企业，可能速度没有改革开放初期那么快，声势上，也没非洲斑马过河般那么引人瞩目，但是，他们见识过世界，有自己的想法，不骄奢，不颓废，不迷茫，这是新一代温商的主流面貌，他们代表着温州未来、温商的希望。
因此，青年强，则温商就有再创辉煌的希望。（和讯网，记者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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