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宣布特区政府计划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时买卖双方按交易金额各付0.1%，提高至0.13%。这是香港28年来首次提高印花税，一时引起市场关注。
提高印花税税率并不必然带来市场大幅调整
了解此番提高印花税的举措必须要先看港府财政现状。由于特区政府在新冠病毒疫情下已推出多轮抒困措施，最新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急升至3000亿元水平，直接导致财政储备同比减少近三成。考虑到股票交易印花税佔政府整体税收超过一成（2019至2020年财政年度股票交易印花税为库房贡献约330亿港币），从开源节流的角度看，在平衡扩大政府收入、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等因素并兼顾市场各方参与者诉求的前提下，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以纾缓严重财赤，或许是特区政府迫不得已的选择。
印花税上调后，买卖双方合计将缴纳0.26%的印花税。相比A股按照成交金额的0.1%单向征收印花税，以及其他主要市场的税率，港股市场印花税上调的幅度并不算太高。我们认为，考虑到交易成本和价格弹性，这一举措对个人投资者的交易意愿可能有一定影响，但对机构客户影响相对有限。
印花税率并非投资者的唯一考虑因素。英国的股票印花税率高达0.5%，但在脱欧之前，其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金融和法律服务的可靠度、法治与监管的可信度等众多因素，使伦敦依然跻身于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列。1974年5月，英国将印花税率翻番，同年伦交所交投金额与宗数分别减少了26%和21%，这更多只是在金融风暴中延续了前一年的跌幅，1975年市场交投便完全恢复；反之，英国在1984年4月下调印花税率，但当年交投金额与宗数仅分别略增33%和5%，说明不宜高估印花税率调整对股市交投的影响。
此外，还有分析认为简单税制有利于股票市场。但以税制复杂的美国为例，这种观点仍有待商榷：美国对股息实行0%到20%的累进税率，同时又将买卖股票所得分为长短期两大类别，对前者按照0%、15%或20%的累进税率征收资本增值税，对后者则直接计入个人所得予以课税普通入息课税。这种较为复杂的税务安排，并未影响到美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
港股市场资金面更为多元、更具韧性
今年初以来港股市场的一波涨幅，很大程度上是去年负面因素的消化和转化的结果。展望2021年，可以说港股市场依然具备不少的利好因素，有望支持估值水平和市场情绪，例如：南向资金的持续加速流入；港股强劲的盈利增长、较低的估值水平以及市场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利于在港上市中资公司的估值；在IPO市场走旺和新经济板块继续助力下，市场情绪或稳中有升。
预计2021年港股的盈利增长因素对市场表现的贡献会有所提升，而成长型股票前景稳健、预期盈利增长潜力更大。同时考虑到前期高位和流动性边际收紧，估值因素的贡献会相对较弱。预计市场整体收益率继续主要由中资股带动下，其中上半年可能优于下半年。
至于投资者对市场情绪和流动性的担忧，故可认为港股市场相比A股市场来说资金面更为多元，更具韧性。
首先，受惠于港交所上市新规、越来越多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恒生指数优化调整、进一步扩大港股通投资范围等一系列组合拳的助力，越来越多的新经济公司有望在港上市，这将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对港股市场的兴趣以及港股中科技类核心优质资产的估值水平，也将进一步形成更多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集资的良性循环。
其次，今年港股基金、保险公司和社保基金的港股持仓比例有望上升，同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论证允许境内个人在年度便利化额度内开展境外投资，这对港股市场资金面来说都是好消息。
再次，考虑到对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和影子银行融资的收紧，目前宽信用环境已经接近尾声，紧平衡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常态，但流动性的具体操作仍需要考虑到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与经济增长节奏和复苏形态相适应，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另一方面，2020年底美日欧三大央行的流动性同比增加了20%以上。全球流动性的收紧和量化宽松的退出也应该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今年比特币价格累计涨幅约为90%，除了投资者在预期通胀走高和债务增加的情况下对比特币投资的需求增加这一因素外，全球流动性的宽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过，港交所在2020年10月底决定对法团实体采用不同投票权架构的上市公司给予市场更多的讨论与咨询时间，同时拟议中的缩短新股上市招股结算周期的若干改革措施也将不早于2022年第二季才实施。可以说，香港资本市场相关改革步伐略慢于预期，这一趋势迭加地缘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应引起投资者注意。
应采用新思维进行结构性变革，支持香港再出发
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只是纾解财困、优化再分配的短期方式。拓展税基、推行税制改革，才有望在更长的时期内重整公共财政，使香港市民共享金融等行业的繁荣成果，促进香港再出发。
特区政府应大力整顿政府管治队伍，破除怠政、懒政、懈政、庸政，重建有识见、有格局、有能力、有魄力的管治团队，大刀阔斧、积极稳妥地推动改革和化解深层次结构矛盾，不但要带领社会克服眼前的困难，更要重新作出全盘规划，积极稳妥地筹划未来、实干有为、筹谋进取，大力推动社会改革和经济转型，彰显管治新风。
特区政府应通过“思维创新”带动“政策创新”，做到管理思维适时而变，回应时代要求，积极主动地领导社会，重塑营商结构特别是成本结构，摆脱“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小政府大市场”的公共治理模式等不合时宜的思维束缚。
特区政府应在产业结构改革上发力，扭转产业结构严重扭曲失衡、经济结构脱实入虚、空心化明显的趋势，除了发展自身优势产业，还应积极拓展新兴产业。过往数十年间，香港财富向金融、地产转移，造就产业结构高度单一、财富高度集中、社会结构固化的畸型局面。从2009年至2019年，香港本地GDP由1.66万亿港元增长超过72%至2.87万亿元；但仔细分析，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占GDP比重由16.2%增至21.1%，相关从业人员数量占比仅从6.1%上升至7.1%；与此，同时零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等行业占GDP的比重却大体不变。可以说，香港经济的产业仍过度集中、严重失衡，在金融服务业、贸易及物流业、专业服务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业之外，并未能有效地建立和完善资讯科技及资讯服务业、创新及科技产业、检测及认证业、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等行业的发展生态。
特区政府应在土地、房屋、交通、医疗、教育、安老养老、人口等社会民生议题上负起应有的责任，积极主动发挥社会生产收入与消费的分配角色，重建利益格局，顾及普通市民特别是低下阶层的福祉，构建和完善社会保障网与社会安全网，帮助香港市民降低生活成本、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守住生活底线，为香港社会各阶层共同创富，达致全民共享的社会目标，带来新的可持续发展愿景。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综合环境依然具备许多重要的竞争优势：一是法律秩序良好，法律制度公正透明，政府廉洁高效，社会各界法制意识强，诚实守信，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按规矩办事，社会治安良好，犯罪率低。二是国际化优势明显，东西文化交融贯通，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与国际高度接轨，外来人才社会融合容易。三是生活舒适便利，交通、通信、体育、文化等基础设施完善，生活丰富便利，资讯发达，自然环境和空气质量良好。四是良好的创新创业基因，香港不仅有崇尚学术自由、开放包容、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还有敢冒风险、敢于进取的创业传统，社会创业氛围浓厚，中介服务组织发达，创业生态良好。五是个人所得税税率低，课税的对象仅以在香港境内的所得和收入为范围，税后收入相对优厚。
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在香港各界寻求共识推动改革的前提下，积极解决深层次经济民生问题，既有利于香港继续维持和扩大这些竞争优势，也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长治久安。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华兴证券（香港）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策略分析师）
（作者：庞溟 编辑：李靖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