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小康之后，春节的意义就不再限于吃了。尤其是城里长大的孩子们，更不知道对绝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春节是一个比赛吃喝的节日。但是，不管年味如何“惨淡”，有一点是不可更改的，就是早年从农村出来的人，会借春节假期，看看依旧固守在土地上的亲戚朋友、儿时伙伴，寻找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记忆。“东西南北中，祖上种过葱”，现在所有的城里人，都和农村有割不开的联系。所以，“回家”对中国人来说，等于“下乡”，这一社会现象在中国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我的老家在哪儿呢？在地图上，可以这么找。出北京，往太原的中点是石家庄，石家庄往太原的半程，在山西省阳泉市，阳泉和石家庄之间的中心就是我的老家——河北省井陉县。井陉县名，取自井陉关。井陉关位于河北省井陉县西面太行山“井陉”之口，古人认为此处四面高平，中部低下如井，因称井陉。《吕氏春秋》、《淮南子》称“井陉”为天下九塞之一。“陉”，音形，山脉断裂之处，“太行八陉”古已有之，是从华北大平原进入山西高原的必经之地，井陉即为“太行八陉”之第五陉，石太铁路也是经此穿越太行山脉，爬上黄土高原的。
让井陉这个地方留名于世的是韩信的背水之战。
公元前204年，刘邦手下的大将韩信和张耳攻打赵国。赵国统帅陈余，率领20万兵马，集结在井陉口迎战。赵国谋士李左车献计给陈余，说：“韩信善用兵，这次来，一路上又打了不少胜仗。士气旺盛，难以抵挡。但是，他们长途跋涉，粮草不足，士兵疲惫，马也缺少草料。井陉这个地方，山路崎岖，车马难以通行。因此，我有个主意，派三万兵从小路截断他的粮车。我们再挖深沟，垒高墙，固守营寨，不与他们正面硬拼。这样，他们前不能战，后不得退，用不了十天，就可以活捉韩信。”
李左说得条条在理，可陈余是个书呆子，不听从他的意见，说：“我读过兵法战策。兵法上说，兵力大敌人十倍，可以围歼敌人；兵力比敌人大一倍，可以和敌人对阵。现在，汉军号称几万人，其实不过数千，况且远道而来，疲靡不堪。我们的优势是压倒性的，难道还不能把他们消灭掉吗？如果我们避而不战，别人会讥笑我胆小。”
陈余没有采纳李左车的正确意见。韩信知道了，大喜。于是，韩信把兵马驻扎在离井陉口30里的地方。到了后半夜，韩信又派出2000名轻骑兵，每人带一面汉军红旗，从小路绕到赵营的侧后方，埋伏起来。然后，韩信再派10000人马作先头部队，沿着河岸摆开阵势。
陈余探知韩信沿河布阵，哈哈大笑，说：“韩信空有虚名！背水而战，不留后路，找死啊！”
天亮了。韩信带领后队兵马，打出帅旗，大张旗鼓地向井陉口杀来，赵军立即迎战。交战后，汉军假装败退，抛掉旗鼓，向河岸阵地退去。陈余不知是计，拼命追击。这时，韩信埋伏的2000轻骑兵，见赵军倾城出击，立即杀入赵营，拔掉了赵军旗子，换上了汉军的旗子。
赵军追得汉军退到了背靠汉水的阵地上。汉军无路再退，于是，他们返转过身，一个个拼死而战。赵军久战不能获胜，士气开始低落。当他们又忽然发现自己背后的营垒，都插上了汉军的红旗时，军心顿时大乱，纷纷四处溃逃。
于是，汉军乘机前后夹攻，大胜赵军。他们杀了陈余，活捉了赵王。这就是著名的“背水之战”。“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死地而后存”，也出自这一战役。
正月初三（1月31号），我们分两路回老家。一路是我一个人，自西向东；另一路是我哥哥和嫂子，自东往西。我们都各自走一段高速路，在中心点处下高速，再沿乡村公路走大约10公里，就到了我的老家。我从山西阳泉坐汽车，沿太旧高速东行，在井陉境内的高速出口秀林下车。因为汽车是开往石家庄的，我只能半途下车，走出高速路，步行回家。另一路，我哥哥和嫂子开车从石家庄西行，在同一出口下高速。所以，我一边走，一边等车，我的“希望在后头”。
我是可以立等的，可站在1月的冷风里，时间长了，也很难忍。我就一直往前走，间或慢跑200、300米，跑跑停停。路上，几无行人，偶尔有摩托车、拖拉机掠过，车上的人都捂得严严实实，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人对我在马路上跑步不太理解。车走远了，还会回头看上一眼，就像好色的男人在大街上遇见美女一样，留连忘去。
这条路，小时候走过多次。那时是沙石路，路边有成行的、高大的杨树护卫，踩着碎石和细沙，听着窸窸嗦嗦的脚步声，走在树木夹峙的山间大路上，放在现代人的眼光里，是一种独有的乡村风景。然而，时过境迁，一切不再。现在的路是1996年重修的水泥路。那一年，这里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河道两边的道路几乎全被冲毁。灾后，县里集资重修了道路。刚刚整修之后的道路，平整、清洁，弯路取直了，原来道路两边的树木，全无踪迹。一眼望去，平展展的道路沿着河谷伸展，消失在远处山脚的背后，果然是“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奔向前方”。
可是，没几年，这条路就凸凹不平、肮脏不堪了。原因很简单，井陉县境紧邻山西，公路运输的晋煤出了娘子关的第一站，就是井陉。道路两边密布着规模不等的煤厂。所谓煤厂，不过是一块平整之后的空地，堆积着大小不一的煤山，一间简陋的小屋，一条狗——小屋晚上有人住，和狗一起防止偷盗。那些重载的运煤卡车，碾过平整的水泥路面，就像擀面杖压面一样，车过之后，留下一绺一绺的“波涛”，几年下来，这条路就面目全非了。加之，运煤车没有任何遮盖，在颠簸不平的道路上行驶，一路抛撒，和播种机差不多。两边的煤厂也一样地迎风“飘扬”，道路两边的环境状况也就可以设想了。好在现在是冬歇期，没有运煤车，煤厂也都关门休息了。
转过一道山梁，我哥哥的汽车追了上来，周围的“风景”关在窗外，不过15分钟，就到了“最老的家”——井陉县西部山区、一个有2000余人口的大村庄。这个村子处在三条道路交汇的要点，往来的人流、货物较多，村口、路边多有一些门面，或是卖烧饼、油条、鸡蛋汤，或是家庭旅店，可以饭饱睡足的，有刹猪、宰羊的肉铺，也有医疗头疼脑热的乡村医院，更多的是五脏俱全的“麻雀店”，什么都卖，可是，在城里人看来，什么东西都不堪用。
回老家，我们总在姑姑家里吃饭，这次也不例外。姑父家院子不大，典型的北方农家院落。果树两棵，鸡舍俨然，枯藤爬满了院墙，猪圈在距离院门十步不到的地方。正面北房五间，是拱券结构的砖房，开阔明亮。东西各有三间厢房相连，院子的南面是一间低矮的平房，夏天作厨房，冬天就堆放一些杂物。姑父一直是村子里的医生，经济条件较好，房间里有自己安装的暖气。我用手摸了一下，烫手，可是，室内的温度还是不高，大约是房间的密闭性较差所致。
手忙脚乱一阵之后，摆开桌椅，吃饭。在这种身体被寒冷压缩的地方，酒是受欢迎的。我本不喝酒，也随性开灌，不知不觉喝了最近几年最大量的酒，不过，并没有晕眩的反应，在酒精的作用下，身上有了暖意，微醉而舒展。吃饭期间，间或有人来，或是抓药的，或是打针。
饭后，到三叔家去。三叔和姑姑在同一个村子，只不过一个在河西，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村北边，一个在村南头，是一个横穿村庄的大对角。走过小时候我们称为大街的巷子，很多房子重新盖了，面貌一新，已经分辨不出原来的样子，也不知道这些房子的主人姓甚名谁。街面上铺了水泥路，和城里的街道一样平整，只是觉得街道那么狭窄，房子那么低矮，有点大人物走进小人国一样的感觉，也像姚明的体量走进了普通人的空间，有些局促，曾经漫长的街道，转眼就到了尽头。
三叔的屋子中间有一个火炉，炉火烧得通红，水的热气弥漫在整个房间，热气腾腾的。这间房子有20年了，墙壁上有斑驳，也有烟熏火烤的痕迹，黑魆魆的，像山水画中的云雾。在三叔家的床上，坐着三个邻居，一男两女，其中一对是夫妻。那个男的戴着一副黑边框眼镜，他比我小，我在乡下的时候，一起玩儿大的。细说起来，我们之间还有亲戚关系——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乡土中国，大家经年累月生活在半径很小的范围内，祖祖辈辈没有变动，人与人、家族与家族总有分不清、道不明的缘分，这种缘分有时是血缘，有时是情缘，有时是乡缘，有时兼而有之。
他上学晚我一年。他的妻子我不认识，她也不认识我，或许她间接地听说过我们兄弟的“传奇故事”，因为，在乡下人看来，能够念书而后在京城混饭，和古代中了状元一样令人羡慕。要是再坐飞机跨海出国，可就真了不得啦，提起名字，方圆百里的人都叫得响得。我没那么威风，可是，在我们那一片，名声远播的范围肯定超出了北京城四环以内的面积。
他的妻子衣着很厚，鼓鼓囊囊的，说不上是什么样式，保暖而已，和《秋菊打官司》中的巩俐一个样子。她的年龄约在30出头，可是，仅从面相看，或者说在我看，已经远在40以外了。岁月如刀，对生活在农村的女人尤其锋利。日落而刀起，月过而留痕，一个青春曼妙的女孩，真正的花样年华是不会超过5年的。她和我以及我嫂子不熟悉，话也不多，只是安静地听着，另一个女人更不知道来历，陌生得很，没有一句话。
三婶端出一个盘子，满满荡荡，下面是瓜子、花生，上面浮着几块糖。这个时候，来了一位客人，是长我3、4岁的一位老乡，就住在三叔房子的前面一排。人过中年了，更是沧桑，记忆中的他还是一个活力十足的年轻人，开着拖拉机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飞奔。可是，站在眼前的，却是“相当相当”持重的老男人了。
他挨着火炉，坐在一个板凳上，说已经多年没有见到我了。我说：我差不多每年都回来，只是时间短，错过了，谁也见不到谁。他也说我的口音变了——其实，我倒不是忘了方言，只是用方言准确说出我的想法，有难度了。所以，言谈之间，我说的是“双语”，说到村子里的人、事、物和以前的经历，就是土语；要是说城里和北京的事儿，就说普通话。
乡下的日子，我实实在在经历过；现在他们能有怎样的改变，我也能体会。所以记录这次回乡，是写给我女儿的，也是写给所有生活在大都市的孩子们的——他们和8亿农民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却是“二元”生活，不能说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可是，两者之间的分别之大，却超出了想象的极限。
他家4口人，一儿一女。女儿在廊坊师范学院学习，一年的开支包括学费和生活费约在10000元上下，他们三口人一年花费5000元左右。这是大概的支出，不包括生病和医疗，也不包含接济老人。收入有两块，土地解决吃饭，开拖拉机搞运输是唯一的经济来源。
说起种地，低我一班的老乡说：现在，谁种地啊，我这么大的，除了我，没有人种了，种地（钱）不够花。我们粗算了一下，水地种小麦，亩产往高了说能到800斤，麦子的价格在0.7元，一亩地的总收入是560元；成本包括水电和化肥。一季小麦要浇四次水，头年冬天播种之后，浇冻水；开春到收割之前，再浇三次水。每一次浇水，一亩地2个小时，水电一起20元钱，合计80多元；施肥两袋，一袋磷肥，一袋碳铵，也要60多元。这样算下来，一亩地最多能有400元的收成。他们家的水地不到2亩（一个人6分），麦子一季，满打满算纯收入不到1000元钱，而这是一个精壮劳力6个月的所得，平均下来，一个月150多元，再摊到三个人头上的话，也就是50多元。
小麦看上去是收入，其实，是“毛收入”，不能算钱的——因为，那是他们的口粮，要是把小麦出售了，他们还是要去买粮食，所以，土地的收入只有秋季的玉米。玉米产量大，亩产可到1000到1100斤，市场价0.52元，一亩地的毛收入是520元。成本也是水电和化肥，水电费略低于小麦，约60元，化肥也要60多元，两项加起来120元。收支相抵一亩地净收入在400元上下。他们家有4亩地，收入1600元——这是风调雨顺的年景，但遇到风暴和冰雹，这些钱就吹走了。
家庭的经济支柱是拖拉机，可是，近年来，柴油价格涨得猛，跑运输的人多，竞争也很激烈，不好干。也没有固定的客户，常常是干两天，歇一天的，很不稳定，总算下来，一年大概能挣4，5千元。除此而外，就没有来钱的路了。
这次回家，大哥一家是从上海飞到石家庄的。一张机票1100元，三口花了3300元，听到这个数字，坐在屋子里的人齐声说：奶奶呀——这是土话，是表达吃惊的最高级别的感叹了，相当于新新人类的“哇赛”。我问他去过北京吗？他说，没有。他说去过廊坊，送女儿上学。送到就赶紧回来，不敢多耽搁，怕花费，也怕耽误家里挣钱。我曾说过中国的旅游市场，是固定的人群在巡游，要是空间、时间不错开的话，这些人每年总有几次重逢的机会并成了老朋友了。听了老乡的话，验证我所言不虚。
我问他，村里是不是有搞建筑爆发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们村集体就有建筑队，承包外面的工程。他认真想了想，摇头。他说，也有几个人干得稍微好一些，可要算是发了大财，肯定不行，也就是比他们更宽裕一些罢了。期间提到我大哥做股票市场的工作，这位老乡给其他人解释说：股市就是一个赌场，不过，这个赌场是国家开的，是公家的买卖，你自己开是不允许的——吴敬琏先生2000年就这么说，农民兄弟也这么认为。
中国的问题千条万端，但到底还是一个农民问题。100年前如此，100年后的今天依然未变。本文所记只是个人经验，也限于中国北方太行山区的一个村庄，并不代表广大中国的其他地域。然而，有一个事实不容忽略，就是1840年以来，中国农民所面对的资源和环境，所采用的工具和技术以及生产组织和社会形态，都没有显著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记也可以映照到更大的范围内，而不只是太行山脉的一个山坳。
结束本文的时候，插入一段歌词——这个歌词是2001年，为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重配的，没想到今天可用。有兴趣的人，可以先听曲子，再看歌词。有心的人，必须先了解中国的农村，再看歌词。
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
这里没有永远属于我的土地
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迁徙
一代又一代唱着同样悲伤的歌曲
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
谁和我一起玩平等的游戏
曾经的剪刀依然那么锋利
亲爱的祖国，我忍不住哭泣
多少人追寻逃脱贫困的藩篱
多少人在城市的角落里生息
多少人的眼泪，为自己的儿女抹去
亲爱的祖国，这是什么道理
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
这里没有永远属于我的土地
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迁徙
一代又一代唱着同样悲伤的歌曲
多少人追寻逃脱贫困的藩篱
多少人在城市的角落里生息
多少人的眼泪，为自己的儿女抹去
亲爱的祖国，这是什么真理
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
这里没有永远属于我的土地
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迁徙
一代又一代唱着同样悲伤的歌曲
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
……
（责任编辑：李莹 HN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