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教育：神秘组织白莲教：永远走在革命造反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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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是一个古代秘密民间宗教组织。一方面它广为人知，另一方面它又十分神秘，我想大多数人对其了解知之甚少。

白莲教历史悠久，跨越了元、明、清三个朝代。一般认为白莲教起源于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由高僧茅子元创立。

茅子元19岁落发为僧，十分仰慕东晋时期的慧远法师。

慧远法师来头可不小，他与几名同修因向往西方净土，便挖了一个池塘种上白莲，以象征这是西方净土。他们这一拨修行的僧人也就被称为“白莲社”。他们这一派僧人所弘扬的佛法被称为净土宗。

宋高宗绍兴三年，茅子元在上海青浦的淀山湖创立白莲忏堂，自称“白莲导师”，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佛教宗派——白莲宗。

相比于常规佛教宗派，白莲宗可谓十分“开放”。白莲宗允许弟子在家从事吸纳门徒、宣传教法、化缘建佛堂等行为。既然是在家修行，自然也允许娶妻生子了。然而这与当时僧人皆出家修行实在是格格不入。这使得白莲宗与佛教传统相对立，并不被正统所接纳，被佛教界所非议。

长此以往，朝廷认为白莲宗是邪教而遭到查禁。茅子元也被打成邪教头目被流放。直到宋高宗的养子宋孝宗即位后，茅子元才获得赦免。

整个南宋，白莲宗的影响力很小，教徒也不多。且由于白莲宗对于在家修行的俗众并无强制约束力，因此白莲宗十分混乱，三教九流别有用心者乱入，僧不僧，佛不佛，遭社会主流所排斥。

元朝初期白莲宗又吸收了某些摩尼教思想（即所谓的明教），和弥勒教的一些教义。弥勒教是一个混合了佛教、道教、摩尼教等诸教思想成分的混合宗教，宣扬“弥勒佛取代释迦牟尼佛下凡救世”等思想。

福建霞浦出土的摩尼教神像

所以此时的白莲宗已然不是一个佛教宗派了，甚至你无法归类它是什么教派，它纯属是一个混杂的新生宗教。所以，我认为白莲教真正形成于元朝初期。

白莲教徒不满元朝蒙古人的统治，号召教徒起兵造反。江西都昌人杜万一是白莲教徒，在教中也颇有影响力。他自称“天王”，很快就策动了上万教民反对元朝统治。

不过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杜万一被捕，对他使用一种古老的酷刑——磔刑，将其处死。所谓磔刑就是将肉剥离骨头，这是上古时期将“牺牲”用来祭祀的手法。

杜万一的起义大约是白莲教有史记载的第一次造反活动。从此以后元、明、清，白莲教皆走在革命造反的前沿。

元朝泰定帝时，河南的白莲教头目赵丑厮和郭菩萨以传教为手段，组织教众反蒙古人统治。朝廷闻讯赶紧抓捕这两人。赵丑厮、郭菩萨躲了几个月，终被抓住杀掉了。其余骨干成员被流放。

元顺帝时，河南周口人胡闰儿自称是“李老君”的儿子下凡（老子李耳），聚百余众烧香起事造反，周边一些白莲教组织纷纷响应。这次起义前后持续了一年时间，即被歼灭。胡闰儿被俘，然后杀掉了。

与胡闰儿的白莲教起义差后几个月，江西宜春人彭莹玉也组织白莲教起事了。

彭莹玉推选大弟子周子旺担任起义领袖，统领5000余名教众。彭莹玉、周子旺起义占领了江西袁州府，并立即建立政教合一的“大周国”，周子旺登基为“周王”，实际上彭莹玉成了太上皇。

《倚天屠龙记》中的“五散人”彭莹玉

当时，北方的红巾军起事也搞的如火如荼，由韩山童、刘福通等人领导。红巾军的组成人员十分复杂，里面有白莲教徒，也有弥勒教徒，以及摩尼教徒等等（明教），还有大量的穷苦农民、流民等等。

彭莹玉为了响应红巾军，全国一片红赶走蒙古人，他们也自称红巾军。所以后世称彭莹玉为“南派红巾军”创始人，就是这样来的。

毕竟彭莹玉、周子旺所处袁州地盘太小，也未与北方红巾军势力连接起来，后来便被官军大举镇压给围剿了。周子旺被俘杀掉，彭莹玉带着一些弟子出逃成功。

逃掉的彭莹玉转战湖北江西等地继续反元事业，十几年后在江西高安被元朝官军杀死。“南派红巾军”这一支终究没能发展起来。

而正主北方的红巾军则一路做大。韩山童战死后，其弟子刘福通立他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

江淮地区红巾军领袖为郭子兴，朱元璋是他的手下。刘福通战死后，韩林儿投奔朱元璋（此时郭子兴已病死多年，朱元璋成了江淮地区红巾军大头目）。

按说朱元璋是韩林儿的臣属，但朱元璋兵强马壮，韩林儿空有一个“小明王”头衔。如果韩林儿聪明，他应该主动让贤于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可是他没有这么做，最终落得个沉入江中淹死的下场。据说此事是朱元璋所策划，至今仍未有确切的定论。

明朝建立后，作为通过宗教造反起家的朱元璋，深知白莲教对朝廷的威胁。朝廷下令取缔了白莲教，《大明律》规定“为首者绞，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由此可见朱元璋对白莲教之类民间宗教组织的警惕之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莲教对明朝建立是有功的，当年很多红巾军都是白莲教徒。但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集权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允许民间存在白莲教这种小共同体的，它始终对朝廷是一个威胁。从“周秦之变”开始即已注定了。法家思维的郡县制就是朝廷必须一竿子插到底，打散民间小共同体。

先秦之时，社会结构以宗族为单位，一个宗族那可是不少人啊。他们只有父父子子，没有君君臣臣。也就是说，儿子忠于父亲，远远大于忠于君王。君王势力只能到宗族这一级为止，再想进入宗族内就不可能了。在当时社会没人觉得这有问题。

商鞅之死，其根本就是触动了宗族的利益。法家认为宗族势力不利于君王集权。法家固然让秦国变强大了，终统一六国。但法家思想过分强调君王权力，而忽视老百姓权益，不允许民间小共同体存在，这到底好不好，至少是值得商榷的。

春秋末期楚国人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的重臣。后来伍子胥率领吴国兵灭了楚国，挖开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

为什么当时没人说伍子胥是卖国贼呢？这就是由于先秦时，忠于家族大于忠于君王。“周秦之变”后要在这么干，那可就是卖国贼了，被万世唾骂。

考古学家发现从秦朝、西汉时挖出的地方志，往往一个村子里有很多姓氏，这很大原因就是“周秦之变”后，法家思维不允许民间再出现宗族势力，必须将之打散。一家人有几个儿子，那么儿子成家后就会被迁到别的村居住。当然，隋唐之后，这种打散姓氏宗族的现象减少很多了。

法家本质上所服务的对象不是广大老百姓，而是君王一人而已。中国古代每个封建王朝君主，似乎都宣扬儒家思想，仁爱治国，其本质又都推崇法家思想，这种事只能做，不能说。君王看《商君书》一定要悄悄看，还要表示这是批判性阅读。

明成祖朱棣即是如此。他从南京迁都北京，大修宫殿劳民伤财。又组织人力南粮北调，开挖运河等大型工程，先后在山东征调数十万民夫，农民徭役负担十分沉重，“徭役不休，征敛不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山东白莲教女教徒唐赛儿的父亲被抓服劳役，她和丈夫林三到官府讨说法，结果林三被官军杀死了。唐赛儿到处投诉没人理她。她忍无可忍，决定起义造反。

唐赛儿登高一呼，很快就有众多白莲教徒响应，后来连非教徒的穷苦老百姓也加入了。这说明皇帝沉重奴役人民的确过分，早已不得人心。安心当顺民是个死，不如造反起义，或有一线生机。

不到一个月时间，唐赛儿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唐赛儿本人逃走了，据说隐姓埋名出家为尼。为此，朱棣还命令将北京山东境内共计一万多尼姑、道姑抓往京师，以排查出唐赛儿。最后还是没找出来，唐赛儿不知所踪了。

明朝成化年间，白莲教经历了一次“改革”，对后世影响很大。山东人罗思孚在北京一带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罗教”，提倡“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教义，认为人终究要回到“无生父母”的身边，而“无生父母”是天地间最高的神。

大概是佛教、弥勒教、摩尼教已无法满足白莲教吸纳教徒了，他们决定要推出“新思想”。于是“罗教”的教义精神就被白莲教吸收了一部分。他们将“无生父母”这一概念演变为“无生老母”，并且将白莲教原本尊崇的最高神弥勒佛降级，成为“无生老母”的使者。

我们在一些清朝影视剧中常能看到白莲教中有一个白衣女神，那就是“无生老母”的影视化表达。

事实上，白莲教从创建之后就没有很严密的组织架构，亦没有所谓全国性领袖。

白莲教更像是一个“开源”的宗教，它就放在那里，需要的就拿去用。可以随意往上添加各种佐料，或做各种删改。改来改去，唯一的底层架构恐怕只剩一个“白莲教”的名头了。

甚至有些连白莲教的名头也改了，只对外宣称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除此之外与白莲教毫无关系。

比如，明朝万历年间白莲教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其组织也变得更加复杂而松散。一时间冒出涅槃教、红封教、老子教、罗祖教、南无教、净空教，诸如此类的民间宗教，皆自称是白莲教分支。

清军入关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与白莲教说不清道不明的相关宗教，竟高达百余种！

由于清朝是满人建立的王朝，几乎所有白莲教分支或相关宗教都打出一个共同旗号——反清复明。

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一百多年来，尽管白莲教活动十分频繁，不过皆无大的作为。

那是清朝鼎盛时期，老百姓日子也都过得不错，对造反起义兴趣不大。反清复明也仅想一想而已，并不会付诸行动。老百姓觉得，安居乐业就行了，统治者是满人又如何呢？

加之，入关后满人皇帝也多推崇汉文化，分明就是汉化的满人，这自然得到汉人士大夫阶层的认可。满人皇帝也没有将汉人老百姓当作是异族来统治，采取元朝那样的等级制度。

到了乾隆后期，清朝国力开始衰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白莲教开始蠢蠢欲动了。

乾隆后期，官吏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其中最盛者为湖北、四川两省。

1796年，湖北的白莲教徒准备造反起义。因走漏风声，官府大肆捉拿教众。湖北宜都、枝江一带白莲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被迫提前起事。

起事后，湖北各地的白莲教组织积极响应。在湖北，白莲教起事呈遍地开花之势。

但由于各地白莲教组织互不相属，各自为战，终被清军各个击破。

唯独湖北襄阳的白莲教分支“襄阳教”在首领王聪儿、姚之富的领导下，采取流动游击战法，他们没有被剿灭，还越来越壮大，成为湖北白莲教起义的主力军。

与此同时，四川各地的白莲教也响应了湖北的起义。以王三槐、冷天禄等人为主领导起义。

川楚两地的白莲教起义并未很好结合起来，他们还是各自为战。

1798年“襄阳教”的王聪儿、姚之富被清军围困，他们不肯投降，选择跳崖死去。

王聪儿、姚之富的残部终于幡然醒悟，与四川白莲教合作共同对抗清军。

清政府则采取“坚壁清野”、“寨堡团练”之策，白莲教起义军无法与老百姓产生联系，因此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坐吃山空，力量日渐枯竭。

到起义后期，白莲教起义军只能转战于川楚陕边境的深山老林中，缺吃少穿，人数降至两万余人。

到1804年，清军全部歼灭了白莲教起义军。前后维持8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终于被镇压了。

但这次起义事件对清政府的伤害也很大，消耗了大量人力财力。八旗军与绿营等清朝正规军作战能力很差，清廷不得不依靠地方团练武装镇压白莲教。清朝后期地方团练武装崛起（典型代表是曾国藩的湘军，以及李鸿章的淮军），正是始于这次川楚白莲教起义。

最后一次白莲教起义是1813年天理教之乱。

天理教由一堆白莲教分支结合组成，领头者是北京大兴人林清，自称“后天祖师”。

别看天理教起义规模不大，却让清朝统治者吓的不轻，他们的策略是擒贼先擒王，攻打紫禁城。

嘉庆十八年9月14日，天理教派出200人混入北京城，由事先买通的皇宫太监做内应。他们从西华门（今天的故宫西门）攻入紫禁城，一路拼杀，甚至杀到了养心殿附近。

清廷赶紧调来火器营才杀退了天理教的进攻，起义失败了。

据说当时还是皇子的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英勇杀敌，用一支长矛戳死了两名天理教徒，嘉庆对其赞赏有佳。后来嘉庆传位于旻宁，不知有没有这个原因。

天理教在河南滑县也展开了起义，并一度占领县城。

天理教之乱大概是成本最小，对统治者威慑最大的一次起义。嘉庆在《遇变罪己诏》中说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

这次天理教之乱后，白莲教基本走入历史了，再也没听说过打着白莲教名义的起义发生了。

最后总括来说，白莲教起于1133年，消失于1813年，历时680年，跨越三个朝代。他们本是宗教组织，却好像从未真正进行宗教方面的修炼，反倒是永远走在革命造反的前沿。这样的一个宗教组织，实为千古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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