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但在四大一线城市中，唯独深圳一直都处于“缺地”的状态。
土地面积仅有北京的1/8、上海的1/3、广州的1/4，这也不免造成深圳房价一再被推高。为此，深圳“扩容”的问题在近年来被反复提及。
东莞和惠州与深圳土地接壤，是深圳“扩容”的首选队友，近年来三地临深片区的房价也呈现飞涨之势。
事实上，三地历史渊源也颇深，早在1979年之前三地均属于惠阳地区。随后，深圳、东莞先后与惠州分离。30年后，也就是2009年，相互接壤的三地，因《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三地再度被“绑”在了一起。
至此之后，关于莞、惠被纳入深圳的传闻层出不穷，每年都被楼市拿来热炒一番，成为季度性销售的绝佳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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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权”还是“扩容”？
临近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外界都预测深圳的“大礼包”将与“扩容”相关。而自今年以来，关于“扩容”的传闻已有不下三个版本。
版本一，直接扩容。东莞临深部分镇街如凤岗、塘厦、清溪，以及惠州的淡水并入深圳，后续还传滨海湾新区也会一并加入。
版本二，“扩权不扩容”。这个说法是根据6月《学习日报》上一篇名为《“三区”叠加扩权赋能探索建设大深圳统筹合作示范区》的文章解读出来的。该文章提出的五地合作新模式，并在“扩权赋能”上强调赋予深圳经济、社会、民生事务等方面的省级管理权限，即在不改变原有行政区划的基础上，由深圳主导规划、国土、交通、建设、环保、科技、金融和社会事务等。
版本三，深圳升为直辖市。8月3日，《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年第7期）在《“十四五”时期，如何优化我国的行政区划设置？》一文中提到，建议国家设立直辖市，缩小大省管辖幅度，推进扁平化管理。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城市群发展战略，支持深圳、青岛、大连、喀什升格为直辖市。而这也符合“扩权不扩容”的思路。
对此，时代财经记者于7月14日采访了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他认为，除了给深圳经济方面的省级管理权限外，还要在社会和民生方面也给深圳赋权，这将需要更大的改革和创新的勇气。
“虽然目前中央赋予深圳单独的立法权，已经是一个不小的突破，但这将涉及深圳与广东省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问题。”林江解释称，如果将社会和民生方面的赋权，只集中在深圳一个城市之内，则影响有限；而若是把深圳在社会和民生方面的赋权影响到“飞地”，例如深汕合作特别区，则必然会影响到深圳与汕尾市的行政管辖权的界定、财政承担能力以及分工、公共产品供给的边界等问题。
“我认为‘扩权不扩容’的提法有其前瞻性的意义，不过在短期内未必马上可以实现，还需要做更多的顶层设计。”林江说。
对此，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高级工程师马向明于7月15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认为，不能一味强调扩容，深圳过去飞速的成长在于其发展方向上有侧重点，而非全面铺开。
“如今的深圳需要停下来思考，进一步扩容究竟是释放了活力，还是分散了注意力？”马向明说。
无论如何，外界对于深、莞、惠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还是饱含期待。
无奈的是，深莞惠三城一体化自2009年提出，因难以满足各方的利益需求，11年过去了，至今依旧没有具体定论。
（图片来源：深圳规划国土委官网）
“飞地”的“鲶鱼效应”
即便在2014年新增汕头和河源两地，拓展为“深莞惠经济圈(3+2)”，并在2016年进一步升级为“C5深圳大都市圈”，但深莞惠三地的一体化依旧未能有效地融合。
对此，林江认为，深莞惠一体化“理不顺”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城市之间级别不对等。深圳作为特区，在行政级别上是副省级城市，比东莞和惠州高出半级，在经济管理权限上更是享受省级城市的待遇。在城市交往还比较强调级别对等的情况下，这三地官方层面交往不够频繁，因此要实现三者的一体化有一定难度。
二是深莞惠三地经济发展不均衡。东莞的经济比惠州发达，也比毗邻东莞的深圳龙岗区、宝安区的经济要发达，这就造成三城“谁也不服谁”的情况。
三是之前深莞惠产业结构相似度较高，导致同构现象突出，因此三地存在一定的竞争性。
然而，这个难解的僵局在2018年迎来了新转机。有专家提出采用深圳主导经济管理和建设，汕尾负责征地拆迁和社会事务的模式，建立起深汕特别合作区。
由于深圳与汕尾在地理空间上处于非接壤，等同于深圳此番是“下跳棋”，绕过了惠州连接汕尾，所以该合作模式被形象的称为“飞地经济”。
2018年12月16日，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揭牌，距离深圳约120公里、总面积近470平方公里的汕尾四镇，顺利交由深圳“托管”。同时汕尾的财税也一并上缴给深圳市，以深圳第“10+1”区的“身份”进行财政管理。至此，“飞地经济”正式起飞。
汕尾成为深圳第“10+1”个区后，大大激发起两地的积极性。不到一年时间，深圳迅速出台《深汕特别合作区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宣布到2021年，深汕特别合作区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0亿元以上，城市人口达25万的目标。有关交通、教育、医疗和保障性住房等建设规划，也快马加鞭地开始破土动工。
在深圳的“加持”下，果然造就了汕尾的腾飞。据《深圳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9年深汕特别合作区GDP增速高达23.1%。
深汕合作区“小试牛刀”便展露出不俗的成绩，令不远处的河源也对“飞地经济”有所心动。
在2019年11月，河源市政府在其官网上率先发布了一则消息，表示已启动了“深河特别合作区”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随后，距离深圳约200公里的河源在外界眼中，由深圳对口帮扶的城市，转变为深圳的另一块“飞地”。
对于深圳的经济管理权被进一步扩大，林江认为，如果试验成功，还有助于深圳把相关的经验和模式应用到其与东莞、惠州的区域融合发展之上。
另外，他还认为这两块“飞地”相当于两尾“鲶鱼”，对深莞惠三地的融合产生了加速效应。“合作区的建设进展顺利，意味着东莞和惠州如果不加快和深圳的融合发展，深圳将会把自身的影响力通过汕尾扩展至汕头和潮州、揭阳等地。这无疑会对莞、惠造成一定的压力和动力。”
